2024年10月18日，2024中国成都“金熊猫”天使投资生态大会在四川·成都举办。本次大会以“资本赋能成果转化，生态成就新质生产力”为主题，聚焦新质生产力，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多方探讨打造共建共享的天使投资生态圈，赋能科技创新，引领产业未来。
会上，深圳市金融稳定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发表主题演讲《耐心资本赋能新质生产力》
以下为演讲实录，
经投资界编辑:
我以耐心资本赋能为主题分享，该模态集中在资本和资本结构如何赋能。
第一个模态。二十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清晰认识到土地财政向股权财政转型。在土地财政向股权财政转型之后，我们召开的大会，无论是产业园区还是地方政府，都以股权招商、基金招商为主，不再是过去以项目招商为主。从这种模式来看，我来自全国社保基金。全国社保基金在上周五发布了2023年的财报。在过去的5年里，固定收益水平有所下降，二级市场收益水平也在下降。但由于早期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社保基金在2023年的总资产收益率实现了超过1%的净增长。股权结构中的早期投资才是真正创新产业技术的源泉，我们才能有效地从土地财政向股权财政转移。在向股权转移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不断向新的产业领域进取，才能在这个领域中取得成就。我们过去在项目招商中提供的财税政策，在新政策中将全部放弃。在新的股权领域，对新的创新产业、创新技术和创新应用的市场拓展的影响，我们将提供新的政策组合，以支持快速发展阶段。从中央财政政策的角度来看，股权财政一定会成为时代的焦点。中央支持的方向一定会从股权角度出发，直接从母基金层面，从中央层面体现到投资中，包括各部门的产业发展和技术发展，也会从股权投资的新财政和金融政策方面得到体现。
第二个模态。我们进入股权，过去产业已经变现，我们是数字化新技术，这完全抛弃了过去1到N成长模式，而是从0到1创新模式。创新模式带来了几个高度不确定性，今天我们看展览的时候看到了不确定我们如何克服。第一个是从项目的设立到小试、中试的这个过程中没有显性必然成功的高度。我们今年从投产开始到量产，最后市场的最优也没有必然的显性的成长关联，背后是高度不确定性。我们知道初始和始科研项目创始企业合伙人自己的思想能不能跟上自己的产品，自己的产业，自己资本应该推动的方向，未必能够百分百的合拍。我们资本能不能及时补充到新需要的规模数量和结果，我们土地能不能在他需要新厂房，新基建的时候用最低的成本租下来。我们把高度的不确定性放进去才知道今天从轻资产到重资本，资本必须要克服这些不确定性，才是今天转到股权财政以创新为产业动力和技术动力的时候，我们必须用资本结构克服。
怎么用资本结构克服，这是我们今天会议主体之一。第三个是基金用什么方法克服高度不确定性的创业和创新服务。第一个逻辑是，不是所有资本都可以随意投入。我们今天讨论了如何将国有资本、民营资本、美元资本、全球资本、人民币资本，以及创始人和合伙人的资本，还有来自国家、省、市各级政府，以及开发区和园区的所有资本，有效地集中在项目和创业的初始阶段。这时我们发现，基金模式开始发挥作用，基金模式带来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
另一个组合是我们这么多投入到专业的基金我们是用分散法投资。我刚才看展板当中很惊讶的一个数据，失败率容缺的可能性在80%。客观地说，无论是中央级、省级还是开发区，这是他们提供的第一个数据。这个数据背后的含义是，如果我们的基金投资了10个项目，其中8个项目失败，2个项目成功，那么我对8个允许的项目进行止损是可以的，而对于2个成功的项目，则不断加大投资比例。成功的项目所带来的绝对收益额比80%的失败额还要大，这样我对立面的民营基金和国有基金都有了交代。机会成本实现创新，自己的基本成本降为零，专业垂直细分中的个人单体成本也会降为零。当我们看到这个结构时，我们才明白，如果我们在股权领域中用创新来激发股权的快速、无限度的增长，不以山海为界。我们在展板当中看到很多创始人，很多科技创始股，在基金投入过程中，我们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逻辑:资本赋能，但不赋予资本决策权力，而是将产业投票权交给合伙人、合伙团队，以及创始基金的创始人。当我们用这种方法投资时，我们才知道，在资本赋能中，我们的优势远远大于其他方式。今天，我们看到了省级和中央级的基金，这些基金都是国有的。如果国有基金以投资公司的形式运作，你投资10个项目，9个成功1个失败，失败的1个项目你需要承担财务责任，不能以9个成功的项目来覆盖1个失败的项目，以此来功过相抵。但如果你做基金投资，基金中最多做母基金的GP，你投资的这批项目保证了每一批回投的是你第一批投资的10个、50个项目中总体平均的盈利水平，把成功的项目覆盖了失败的项目，这在资产负债表的回表过程中完成，实现了资本负债表的净化。这时我们发现，这种资本结构背后是将不同性质的资本高度融合在一起，这才是我们最有效的创新结果和逻辑。
我们再看创新资本的成本效能如何能够发挥。全社会用于创新资本的规模足够大，创新机会成本在社会当中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成长和发展变化。关键在于，我们需要从新的单个资本、个体资本、基金资本、LP资本、GP资本，以及每一个被投企业合伙人的资本出发，在这种高度的长期管理中，母基金可以覆盖一系列领域，我后续可以进入不同的专业领域。今天我们在生物科技、数字化、VR等领域中，这样我们所有参与者进入的每一个机会成本都接近于零。那么，收益有多大呢？平均收益都没有失败的机会成本，由成功部分来承担，关键在于成功之后收益的分享。
为什么LP的收益比GP多20%？挣了钱，100%是我的，绝对总量挣得多，让出20%给你。这是在我们挣得多，大家都盈利的时候，基金分配中足以激励的方式。在专业垂直细分的公司中，挣得多不仅把投票权给你，决策权给你，现在连分配权也给你。比如马斯克在特斯拉市值不到几百亿的时候，董事会与马斯克签订了协议:你可以把公司打造到6000亿市值，上市后就给你公司的股权和期权。董事会不相信，但马斯克相信，结果就达到了。我们不相信创业分配权，分配逻辑越刺激，最终给到创始人，给到经营中贡献最大的人，我们的基金投资模式恰好利用了这一点。任何一个风险点的收益也最大化，最终对社会技术进步、商业进步、社会总收益、产业中、LP收益、GP收益、创始人收益中，创始人中技术突破最大的贡献者，其收益才是意义最大化的。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做到了有效资本的聚集和有效的社会发展。
最后是新模态。为什么今天要发布这么多的政策？为什么中央提出在新时代要在西部进行新的投资，股权要备份并扩展有效市场存量？为什么新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聚焦在这上面？政府和社会宏观主体的收益，除了表面的收益之外，直接投下去的股权能够在这时候获得平均股权的平均收益，甚至还可以要求比平均收益稍低一些，以进行风险补偿。我是否也能做到利益最大化？我们今天投资的最大好处是，利益最大化的总额全部投下去。这时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园区政府的最大收益来自哪里呢？来自于股权的直接投资。我们从刚才的逻辑做到成本最低，失败率还包容其他，我们表外收益是最大化。第一层表外收益是有更多的资本聚集，更多的社会资本和企业在这里发挥作用，生产要素和收益水平提高，创业者稳定成长发展，我们所有的就业者，比如今天AI工程师在我们园区中成长，我们对劳动需求给出的劳动定价可以激活当地。当地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管理都因为我激活了所有，资产负债表从园区的资产负债表、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变成了每一个资本和劳动生产要素的资产负债表，企业生产要素的资产负债表。它们这些东西的爆发性延展和有效性才是真正地方的大发展。
第二，我们传统的产业都在衰退，只有通过早期的股权投资于新技术，才会有新产业的诞生。我们说，这些新产业一定是社会化的，包括人工智能和高科技产业。如果没有这些，我们所有的基础都会崩溃。如果有了新技术，今天在看展板介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技术突破发生在项目端、产品端、公司端。我们的资本通过公司端对产品端进行有效规划，激发创新之后，我可以把新经济产业带动起来。不仅如此，我还可以用这个领域的技术把传统经济产业链进行技术改造，让它重新焕发活力。
最后一条逻辑是，如果这成为了地方的需求，如果这成长为地方的基础设施。我们知道成都有两个机场，如果机场没有客人，那么投资就白费了。客流的充足是由当地的企业带来的。这三个因素促成了我们的基本税收、基本税率、养老金的缴费率，使得这些问题都不再是问题。这才成为了我们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园区管理中最大的收益和最大的成长空间。我们宁愿花一笔钱做引导，做母基金，我们宁愿承担风险股权投资，宁愿股权投入的钱不亏，不是在单个项目中亏，而是整体不亏。宁愿在股权中给LP让利，社会资本的全面激活结果就是我们今天开始的从传统财政向股权财政转型。
五个模态我们今天共享共进，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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